试述国家对新闻媒介的管理:(1)国家对媒体的管理理念基于传媒业具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这是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的共识。
(2)国家对传媒业的管理需要考虑国家、公众和传媒业三者利益的平衡。国家利益首先是指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安全、经济(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公众利益又称公共利益,包括公民知情权、表达权、普遍服务原则、公正原则以及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的维护等。传媒业利益主要指法律所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传媒业的经济利益。
国家、公众、传媒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贯穿着国家对传媒业管理政策调整的动态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总是在确保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再考虑传媒业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何种新闻体制,无论何种媒体所有制,媒体具有公共性进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都得到一致认可。
(3)国家对传媒业的管理,一般包括几个层面:
①市场准入层面的管理,就是出版、播出的许可证制度。在绝大多数西方各国,纸质媒体的出版无须审批,只有广播电视必须获得许可证,并有一定期限,到时申请延期。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出版报刊还是广播电视都需申请许可证。
②内容层面的管理。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刊发某些内容,比如煽动暴乱、泄露国家机密、侵犯隐私、侵权等。对广告的刊发同样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各国政府还有特殊规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广播电视播出的内容有严格规定。最著名的莫过于“公正原则”,即在1999年修正案中规定“为有关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相互冲突的观点提供对等的讨论机会”。还有保护儿童的原则,《1996年电讯法》规定:所有电视机都必须植入“V芯片”以便家长可以通过遥控器将少儿不宜的镜头滤去。
③结构层面管理。对传媒结构层面管理最主要手段是各国出台《反垄断法》,严禁几家媒体公司垄断全国媒体市场,保护公平竞争,保持观点多元。美国《1996年电讯法》大幅放宽了媒体公司市场占有率,但规定任何一家媒体公司电视覆盖率不得超过35%。
(4)从世界各国媒介管理实质看,管理手段都是法律和行政兼用,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商业化运行的体制,一般是以法律手段为主、行政调控为辅;以欧日为代表的双轨制运作体制,一般是法律手段和行政调控并重。比如,在英国,一方面英国议会对广播电视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广播电视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性作用。很多政策直接影响到节目制作层面。以中国为代表有限商业运作体制近些年虽然不断强调要依法管理媒体,但目前依然显示行政调控为主,法律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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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直播和网络直播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是在web3.0时代下新兴的一种“随走、随看、随播”的实时网络传播方式,其低门槛、时效性、强互动性吸引了广大受众。主要形式分为:秀场类直播、游戏竞技类直播、泛生活类直播,正是其泛生活类直播将直播带入千家万户,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也可以成为传播内容,拓宽了网络直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面。电视直播:一种将节目新闻等建立在技术指导下的实况播放,从1997年直播香港回归至今,很多大型晚会,比赛等等讲求实时传送的节目均采用这种形式,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区别:电视直播多年的行业经验和节目形式给网络直播带来启发作用,而网络直播也为电视直播提供了媒介转型与深度融合的新途径。一、形式上严肃性与随意性的碰撞电视媒介作为一种传统大众媒介,其一贯的“中央集权式”传播虽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所消解,但根植于其媒介属性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却在这种直播这种形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直播都是“重大事件”,比如中央会议、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直播通常有专业的组织团队操作,在一定的拍摄技巧下,由专业人士拍摄多镜头同步切换,视觉上具有严肃性。而网络直播门槛低,直播人员通常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以泛娱乐类直播为例,我们可见的通常只是露出上半身的女主播随意地坐在镜头前聊天唱歌而已,形式较为随意。二、内容上的主流化与分众化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国家对于电视的管控较为严格,其直播秉承传统媒体严肃的特征,在直播内容上以严肃性新闻为主,多数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的内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电视直播并不针对观众进行分众化播出,而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主流内容。而网络直播由于其用户的鱼龙混杂,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很强,并表现出分众化趋势。而网络环境下的直播则表现出很强的互联网特点,在其垂直领域上发展出健身、教育、游戏等各个不同特色的直播平台,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直播内容进行选择。三、互动上的间接性与直接性电视直播中的受传互动带有间接性的特点,而网络直播中的互动带有直接性。现如今的电视直播已经一改传统模式的单向传播特点,在网络、手机同步互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每年的春晚直播,会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实时互动,一系列抢红包的活动也很好地调动了受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朋友之间谈论的也几乎都是关乎春晚的“吐槽”,这种“吐槽”甚至会隐隐形成一个共同话语空间进而对不关注春晚的人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去关注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不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中。而网络直播中,由于网络天生的互动性优势,大众可以主播进行直接的实时沟通,比如通过文本对话框或者弹幕的形式。1.从传播结构看,电视直播往往是“有大事才直播”,例如2008年奥运会,今年的全国两会,且受众仅是观看者;而网络直播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直播,并且人人都可自如切换“看”与“被看”的身份。2.从传播文本看,电视直播是为了解决人们的信息“刚需”,建立在人们对重要事件的期待填补基础上;而网络直播更多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直播不仅仅是一种内容产品,更带有丰富的娱乐性特征。网络直播的全景敞视——社交媒体语境下众人对个体的凝视电视直播主持人只是作为第一维度的媒介而存在,将现实具象化的工具。主持人与受众之间没有可供互动的平台,电视直播还是作为大众传播而存在。但网络直播却将大众传播转变为人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网络直播从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使窥视的欲望得到从所未有的满足。在时代的召唤之下,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或许无需有个“高下之分”,而是互相补充,把握好各自的尺度,在内容为王的理念下共同打造优质内容,形成良好的直播生态和产业链。1997年是电视直播元年,那年香港回归;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那年考研没有大面积考“网络直播”;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网络直播的发展也回归理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家有必要去思考“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的不同”,而且要从专业角度、甚至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不同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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