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判断题 态度：就是创作者对外界刺激的估量，判断，评价？

判断题 新闻主导理论:是各国新闻立法、制定新闻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影响新闻人观念的一个决定理论主张。世界各国新闻学主导理论有四种: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发展新闻学、党报理论。

判断题 周期性报道策划：周期性报道策划是指报社新闻采编部门对日常新闻报道的一种常规性策划。策划的时间具有周期性特点，如按季度、月、周等进行的报道策划。周期性新闻报道策划的优点在于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策划运作保证新闻传播的质量和效果，这对于新闻媒介做好日常状态下的新闻报道，从而保证新闻媒介产品的质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判断题 电视摄像师的基本素质包含扎实的技术水平和完美的道德修养两个基本方面。

判断题 深化通讯的主题主要有三条经验：全局意识、历史感和关注人的心灵。（1）深度来自全局意识有些事情，乍一看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影响似乎也不大。要确定这些题材的通讯主题的深度，必须把这些题材放到全局的高度去衡量，深入研究其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它是否有利于或者有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它们的代表性、典型性如何等。近年来，新闻报道中的批评报道越来越多，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因为事实复杂、头绪繁多，记者往往使用通讯这种体裁反映问题、探索原因、总结经验、梳理思路。而这类通讯常常需要运用“全局性的视角”和根本利益的标尺来观察和研究问题。（2）深度来自历史感很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看问题离不开全局意识。但是很多人的全局意识仅仅局限在“空间”的概念，即把新闻事实放到更广阔的空间和一定的高度来认识，从而深化主题，而“时间”这个思维的角度常为人所忽略，有人称这种现象为“时盲”。很多事情如果只从当前的状态来看，往往感觉小出它的意义所在，一且把它放进流动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历史的逻辑便赫然显现。（3）深度来自展示人的心灵世界上“比大海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人的心灵之海是至宽至深的。一个记者，若能将他的笔游弋于人们心灵的海洋，探索人生课题，抚慰受创伤的心灵，启迪心智，往往可以在读者渴求的心田中激起回响，使人感到“深刻”的震撼，从而产生精神上的动力。因此，凡是写人或与人有关的通讯，都要在开掘人物思想深度上下功夫，方能取得读者的回应。而我们看到的有些通讯，却忽视了这一点。作者虽然在事实收集和表述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写出的人物仍然让人感到影影绰绰、模模糊糊，“活”不起来。什么是“活”呢？是心灵的激荡，心灵的感染力。没有心灵的感染力，人物立不起来，主题也难以深化。

判断题 宣传的三元素:宣传的三元素包括事、理、情。事实是形成一定思想、支撑一定观点的基础，是触发人们感情的酵母。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宣传者总是大量地选用事实。选用的事实应具有真实性、接近性和典型性的特征。理性宣传是指用理论、观点、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伦理等向社会作广泛传播，在宣传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情感元素要求宣传者在写作中尽可能地动之以情，使受众的心理产生强烈震动，受到感染，和宣传者产生感情共鸣。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