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26

判断题 新闻编辑：广义：所有对新闻作品进行加工的人。狭义：新闻机构中专职从事新闻的策划、修改、形式表达的工作人员。是以他人的新闻作品为工作对象，按照媒体的编辑方针，对新闻信息分别进行评价，选择，加工，配置，协作组织版面或者节目，公开传播给受众，并且根据受众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报道工作，为受众的需要服务。按照媒体的不同分为：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网络。按照工作内容不同分为：文字，图片，版面，也可分为消息、评论、专副刊。

判断题 反“诚言”斗争：1、1925年五卅运动中，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帝国主义者加紧反革命宣传鼓噪。上海工租界工部局成立出版处，出版类似传单的印刷品《诚言》到处张贴，其内容是为帝国主义辩护，颠倒是非，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这个宣传品一露面，就受上海广大市民强烈反对，他们把“诚言”涂成“谣言”“贼言”2、后《申报》、《新闻报》在广告栏内刊登帝国主义宣传品《诚言》的第1期，激起上海新闻界和广大市民的公愤。《血潮日刊》、《中国青年等》载文痛斥，几百群众涌到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派人与《申报》、《新闻报》交涉。在爱国力量的说服下，《申报》刊登《辟<诚言>》全文，并刊登向社会各界道歉的启事，并印发《<诚言>是英国人的谣言》传单。3、这场新闻斗争的结局表明，中国任何报刊都必须坚持反帝，爱国的方向，否则必将为人民群众所唾弃，帝国主义报刊欺骗宣传再次破产。

判断题 新闻活动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变动产生新闻,关系决定需要;第二、社会条件的改变,引起人类社会交往密切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对新闻需求量增加,促进新闻活动规模和内容的增加、扩大,以及新闻传递手段的创新。第三、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决定了新闻活动的规模、方式和内容。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又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判断题 事件性消息：事件性消息又称事件性新闻，它是指以一个独立的新闻事件为核心而展开的新闻报道。它十分强调新闻的时效性，其新闻价值与生命力同及时密切相关，要求迅速地反映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事件性新闻包括大量的动态消息和现场特写性新闻等。

判断题 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是资产阶级文学社团新月社的代表诗人。

判断题 动态新闻叙述为主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