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编后,又称编后小议、编者附记、编辑后记、编余等,是对新闻报道或文章的一点联想和发挥。它用于简要说明编辑部对有关新闻报道或文章的基本态度,目的是深化新闻报道的主题和报道思想,给人深思的余地。编后的写作要求论题单一,分析扼要,不宜重复新闻中的事实,只要点出思想即可,可拟标题,也可不拟;可以署名,也可不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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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选择新闻稿如何达到报道平衡:根据报道重点、报道面进行平衡;注意各种报道内容之间的平衡;注意报道地区、单位适当平衡。
判断题 G·H·米德、乔治·赫伯特·米德: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及哲学家,其主要成就是符号互动论和“主我与客我”理论。米德认为,人类传播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交流而发生,因此可以通过认识人们用于交流的符号及人们如何赋予这些符号以意义来认识和理解人类行为。米德在研究人的内省活动时发现,自我意识对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①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②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人的自我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又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判断题 简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③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的”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而言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④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判断题 广播评论的独特形式有广播谈话、评论员评论和音响评论等。
判断题 什么是信息?信息,作为一种与物质、能量三足鼎立的客观存在,能够帮助人们消除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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