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3305

判断题 通讯《西行漫记》的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特）33

判断题 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想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重点是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历史)、新闻业务。

判断题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作者是（柳永）

判断题 校对常用技巧现代出版物文字出错规律：1.形似字容易混淆。2.音同字容易混淆。3.义近字容易混淆。4.错分致误。录排时由于视觉失误造成“错分”，一个字录排成两个字，如将“腋”错分作月夜，将“好”错分作女子，将“硒”错分作石西。5.错合致误。同上理，将两个独体字错合成一个合体字。6.义连致误。一个汉字作为语素，可以同多个字分别组成不同的词。例如，“文”同“字”组成“文字”，同“化”组成“文化”，同“明”组成“文明”。心里想写“文字”，往往会下意识地错写作“文化”或“文明”。7.互倒致误。两个字组成词，两字互倒就成了别的词，例如人家―家人，感情―情感，办法―法办，爱人―人爱，校对―对校，书写―写书，统一―一统等等，书写和录排，都容易发生互倒致误。8.草字误判。作者写作，如果字迹潦草，录排容易误判致误。例如，“千斤鼎”误判作“4斤鼎”，“乃”误判作“13”，“设”误判作“没”，“析”误判作“折”等等。9．错用简化字。有三种错误：错用已经废止的“二简”字，错误类推简化，自造简化字。10.繁体字。11.专用名词错用同音字。专用名词，包括人名、地名、专业术语等，用字是规定性的，“图们江”的“们”，“扬州”的“扬”，“株洲”的“洲”，“黄连”的“连”，“拓扑”的“扑”，“棉铃虫”的“铃”。写成门、杨、州、莲、朴、蛉就错了。

判断题 《上海报》是上海地区党组织办的报纸，1929年4月17日创刊。该报工作人员最初除画画(还兼任校对)的1人以外，“只有一人人专任编辑，所以编辑主任实际还兼任采访发行全部工作，后来人手虽有增加，但因内容的改进，仍旧感觉人手不够“。先后任过该报编辑的有李求实（伟森）、谢觉哉等六七人。

判断题 夹叙夹议的报道手法，可以使报道更客观、准确地记录新闻事件的过程。()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