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与文的混合计算
版面上,每篇稿件的标题和正文是连在一起的,上一章曾讲到,版面上题文位置有多种形式。其中有些形式,如盖文题、文夹题等,正文每行的字数是一样的,题文所占总行数容易计算;有些形式,如串文题、文包题等,标题的三面或四面都有文,而且文行长短不一样,这类稿件的篇幅就需要题文混合计算。计算之前,先要确定题文位置及稿件在版面上占几栏宽,这个前提确定之后,具体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先算出标题的长度和宽度,然后算出标题左右串文部分的字数,第三步再算出标题上、下文的行数,最后把题的高度和上、下文的行数加起来,就可以得出稿件的总数。第二种方法是:先算出标题的面积,并换算成字数,然后和正文的字数加起来,再用每一行拟排的字数去除,同样可以得出稿件所占的总行数。
上述计算方法,同样适用于四开报纸,区别只是具体数字不同。我国四开报纸版面较多采用6栏制,每个基本栏为11个小五号字,各种计算都以此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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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报道的定位包括哪些内容?媒介定位,在编辑学范畴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媒介的服务对象是谁,二是媒介为这些服务对象做什么,即媒介的受众定位和功能定位。(1)媒介的受众定位受众定位,即确定媒介的目标受众,是在对媒介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媒介产品的市场占位作出决策。媒介的受众定位,实际是要发现那些信息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为某种媒介产品创造出市场需求的受众群体,以便针对这种需求进行产品决策。(2)媒介的功能定位功能定位,指确定媒介所要担负的职能和所要发挥的功用,是立足于受众需求和传播目的对媒介产品的决策。功能定位是媒介实现传播效益一一包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一的指向和规定。媒介的功能定位要以受众需求和媒介主办者的主观愿望为基础。(3)媒介的受众定位与功能定位的关系媒介的受众定位和功能定位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如图2-2所示。受众定位——受众需求分析和媒介主办者意愿——功能定位——媒介产品设计、生产图2-2媒介受众定位与功能定位关系图①功能定位是在受众定位的基础上,考察受众的信息需求,结合媒介主办者对媒介的角色期待而确定的,它最终是受众的客观需求与媒介主办者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产物。②媒介的受众定位则需要借助于媒介的功能定位才能对媒介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最终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受众定位只是决定了媒介为谁而办,功能定位才能决定媒介给收众什么。
判断题 马克思提出要以“有机的报刊运动”意在达到接近、揭示事实真相这个最终目标,而无关具体的真实。
判断题 报房京报:清代北京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通称为京报(有时也被混称为邸报或邸钞)。乾嘉两朝,乾隆中叶出现民间报房。早期民间报房所出报纸,一般没有报头和封面,每天一期,每期一册。同治后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变化:有封面。普遍使用“京报”两字作为报头,乾隆以后,基本为印刷,其内容基本上是官门抄,上谕和臣僚章奏三大部分。官门抄记载朝廷重大政事活动,内容庞杂,文字简略;上谕主要照发皇帝的谕旨;奏章部分为皇帝同意发布的大臣奏疏,皇帝的批示也一并在内。京报的稿件来自内阁和科抄,没有自己的采写和言论。其读者绝大多数为朝野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清早中期的民间报房是从部分提塘报房中分离出来的,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报纸的内容与官报无差,因此得到二轮请统治者的允许而未加以限制。
判断题 延安《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由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革命报纸。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停刊。该报创刊初期曾以大量篇幅报道、评论苏德战争的爆发,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但同时也出现了脱离根据地群众和工作实际的倾向。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解放日报》于1942年进行改版,内容改以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为主,加强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根据地、八路军的情况。该报还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毛泽东为该报撰写、修改了大量社论、评论和消息,他的重要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首先在该报发表的。
判断题 如何清洁,保养照相机:防潮,防震,防磁,防高温,应存放在干燥,通风,阴凉处。
判断题 林白水: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2年参与创办《童子军》,并为《苏报》撰稿“苏报案”后,林避往日本,后回沪创办《中国白话报》1906年,赴日学新闻,是我国最早学新闻的留学生之一1916年,创办《公言报》,专心从事报纸工作1921年,创办《新社会报》,后改名《社会日报》。面向市民、群众,注重社会新闻,反映民众疾苦,颇受欢迎。挥洒自如,辛辣尖刻,通俗浅显。
判断题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实义的作者(陆定一)9
判断题 简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③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的”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而言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④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