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常用校对方法：校对的基本方法，是从各种具体校对方式中概括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方法，适用于各类出版物的校对。1.对校法对校法是照原稿校对校样，使校样上的文字、标符与原稿完全相符，达到消灭一切与原稿不符的排录错误的一种校对方法。对校法的特点是比照原稿，逐字对校样，发现校样与原稿之间的异同，以原稿为依据去异存同，保证原稿的原意正确无误地复制成付印样。2.本校法本校法是通读作品，通过作品的前后、左右内容互证，发现问题，订正讹误的一种校对方法。本校法要求校对人员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辨错能力，否则，在操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的现象。本校法的特点是一定要依据作品前后内容的内在联系来进行的对照，通过对照，发现问题，订正讹误。它不仅可以消除对校疏漏，达到提高校对质量的目的，还可以为编辑加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通读校样发现的问题，一是查原稿进行核实，二是通过他校法寻找根据。在确认差错之后，才予以订正。3.他校法他校法是利用各种标准和规范的图书与所校的原稿对照，找出不标准、不规范的地方并加以改正的一种校对方法。此法多在遇到疑惑的字词句，或者不清楚常识后查阅相关权威书籍进行核查的方法，不常用。4.理校法定义：即校对者运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在通读中对原稿是非作出判断的校对方法。特点：凭借校对者的主观认识来进行是非判断。方法：一是从分析字词含义入手进行推理判断；二是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推理判断。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来进行推理判断，都需要校对者对书中的知识内容经过通读进行理解。理解是理校的中心，而准确的理解是植根于丰厚的知识积累的沃土之中的。因此，在采用理校法进行校对的过程中，要充分展开联想、推理、判断、识别等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同时要避免“想当然”而造成妄改。

判断题 官方微博需要体现权威性，因此粉丝数量最重要。

判断题 播音中，播音员是播音创作的主体，稿件和听众是客体？

判断题 CCD或CMOS是数字相机的影像传感器。

判断题 简述录音的技术要求：声音自然、声音清晰、无杂音和干扰音、能充分表现空间感。

判断题 新闻的要素说的是构成新闻不可缺少的事实材料。

判断题 报道角度在新闻写作中的作用是什么？报道角度是指新闻报道的切入点、侧重点。选择报道角度在新闻写作中有以下几点作用：（1）报道角度关系到一篇文章的好坏。①选择报道角度如同切割钻石的角度一样重要，它关系到一篇新闻报道是否能够有夺目的光彩。好的报道角度呈现于读者眼前之际，如同让人们看到一颗切割精美的钻石，会生出一种端详它、观赏它、研究它的情不自禁的冲动。②一篇报道是否能够在读者的目光接触的一瞬间就引起读者的关注，并且能够让读者兴致勃勃地读下去，往往取决于报道的角度是否独特。（2）选择报道角度，实际上就是选择揭示蕴藏在事实中的新闻价值的具体途径。记者即使是对同一个具有新闻意义的客观变动的全貌及本质形成了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如果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变动进行说明与解释，其效果也会完全不同。（3）不同角度可以向受众展示客观环境变化的真实面貌。对于一个具有新闻意义的客观变动，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表现，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成，多种矛盾的集合，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因此，新闻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描述。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