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1941年在延安创刊,社长先后为博古、廖承志。总编先后为杨松、陆定一等,毛泽东经常指导工作。该报是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
(一)创办(背景、渊源、简介)
(1)194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发生严重经济困难。
(2)“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受到迫害,宣传受到限制
(3)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时效性和篇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与新华社刊登新闻电讯稿的《今日新闻》合并,改出大型的《解放日报》,同时将一些刊物停刊,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办好《解放日报》,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二)整风改革(背景、改版、党报工作、新闻理论)
(1)1942年,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194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和改造报纸,这是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知》阐明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党报理论,其中包括“全党办报”、党报的内容、版面及主要任务,大力加强党报编辑部的工作,党报的战斗性、通俗化等,在党报中掀起了整风和检查的热潮。
(2)《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
1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实行改版。这一天,《解放日报》登载了中宣部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同时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首先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以及组织性原则。依照以上标准,检查了该报创刊10个月来存在的问题。版面编排上,改版前受党八股和网名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影响,脱离解放区斗争实际和党的中心工作实际,第一、二版长篇累牍的登载国际新闻,第三版国内新闻,第四版才是陕甘宁边区新闻和副刊,改版后,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报道为主,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版面安排焕然一新;第一版是反映各解放区情况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才是国际新闻,第四版仍是副刊和各种专论。
2a,整风运动是党的一项中心工作,《解放日报》集中力量报道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发表了大量指导整风运动的文章和社论,同时还办专刊,辟专栏以宣传整风运动。
b,创刊《一得书》杂文专栏,登载短小精悍的、生动活泼的杂文和小品文。
c,创刊《学习》专刊,专门登载有分量的理论文章
d,军事宣传报道加强,出现了不少反映部队生活和描绘战士英雄形象的通讯和报告文学
e,加强报社领导,派陆定一为总编辑
3随着整风改革运动的深入,延安《解放日报》又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强调党报必须由全党来办,不是依靠几个报馆同人来办,党报工作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是整个党组织的一分子,自觉地把自己溶于党的集体之中,不允许与党唱对台戏。为了在组织上保证“全党办报”,以加强其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
意义;
在解放区新闻工作的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思想,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新闻观点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区别,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
具体而言: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探讨新闻的本质与特点,重申了党报的性质、特征、任务;
二、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思想;
三、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
四、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
五、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文风;
六、发扬党报理论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相关试题
判断题 评论结构:是评论的谋篇布局见诸于文字的外在形式,指的是文章各个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安排,包括标题、引论(开头)、正论(正文)、结论(结尾)四部分。
判断题 我国报纸的开张主要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对开报纸,就是报纸的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二分之一。对开报纸的每一面分为左右两个相对的版,两面共四个版,其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四分之一,如(《水钢日报》。)一种是四开报纸,就是报纸的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四分之一。四开报纸的每一面也分为左右两个相对的版,两面共四个版,其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八分之一,如(《贵州日报》。)
判断题 新闻报道要坚持客观性原则,就不能有倾向性。(1)这一观点是错误的。(2)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是指新闻工作者以客观性事物为反映对象,以客观叙述为反应手段的一种工作规范,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3)内容上的客观,指新闻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形式上的客观,指新闻的倾向性是通过新闻事实的逻辑力量显现的。报道者善于寓褒贬寓客观叙述之中,而不随意加以客观的解释。(4)客观和倾向并不矛盾,新闻报道者的立场和倾向性,应该通过对新闻事实及新闻表述的选择和组织来显示,对经过精心选择的新闻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叙述,完全可以鲜明地表达报道者的立场和观点。
判断题 编辑可以根据版面的需要对新闻事实进行任意删改。()
判断题 网络营销服务手段很多,所以传统营销服务工具完全可以摒弃。
判断题 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
判断题 报纸的版面都划分为若干栏。横排报纸的栏是自上而下垂直划分的,每一栏的宽度相等。一张报纸的各个版按几栏划分是统一的、固定的。这种统一的、固定的、宽度相等的栏,称为基本栏。我国的四开报纸,一般采用五栏制,也有采用七栏制的。
判断题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这一引起此后长期激烈争议的命题,矛头直指美国。在该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席勒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其带来的结果是,西方控制的国际大众传媒就会取代民族文化,这种形势就像是抢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拼命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以使殖民国家发财致富一样。(2)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附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3)美国以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名支持其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其产品。席勒于1973年、1976年、1979年、1981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阐释“文化帝国主义”理论。2000年5月,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个美利坚帝国批判者的反思》出版,对这一理论做了最后阐释。席勒回溯了美国如何通过虚伪地声称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原则和大力资助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手段,来支持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他们产品的历程。他指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资讯机器支撑美利坚帝国在海外进行冒险的途径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