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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

(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①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③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的”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而言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

④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判断题

新华社于2006年9月10日颁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对此,美国之音于2007年5月1日发表文章称,该办法“限制外国媒体发展”,“肥水流进新华社”等。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1)新华社颁布《管理办法》的目的是要规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和中国国内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为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提供服务和保障,同时也为他们在中国的用户提供服务,以此来促进新闻信息健康、有序传播,并确保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发展新闻信息用户的合法性。

(2)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因为新华社的管理导致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在中国境内受到阻碍,也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因为新华社的管理,外国通讯社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恰恰相反,大量的事实证明,《管理办法》实施后,新华社提供了各方面的服务,包括路透和彭博在内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的业务都得到了快速地发展。

(3)《管理办法》的管理对象是境外通讯社。《管理办法》管理的内容包括;①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的外国通讯社和具有通讯社性质的外国新闻信息发布机构;②接受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文字、图片、图表等新闻信息的媒体和非媒体用户;③指定代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业务的机构。

同时,《管理办法》还规定,管理部门要接受包括外国通讯社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监督。要以开放的态度,依法办事,搞好服务。新华社不从中谋取任何经济利益。《管理办法》不涉及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的新闻采访活动。

(4)任何国家对国外媒体在本国的新闻活动都要进行规范管理,只是管理的方式和管理的制度等有所不同,这也是对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任的表现。这个管理办法是对1996年颁布的《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的管理办法》的重申,是完全必要的。

(5)不同国家在对新闻信息的发布管理上,对于本地和境外媒体都有不同的方式,这在各国很普遍。新华社多年来承担着国家通讯社的职能,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政府把相关职能授权新华社,这种做法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对境外通讯社管理政策的合理延续。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政府发布这样一个办法,明确授权新华社相关职能是很正常的。

(6)《管理办法》的发布,使得中国媒体通过合法渠道就可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管理办法》不会使新华社成为垄断者,相反,这会促使新华社自己的报道信息量要更大,新闻性和时效性要更强,报道领域要更广阔,报道要更有深度。

(7)对于外国通讯社在华开展业务进行管理是必要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授权新华社管理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可能更有成效,因为新华社是一个通讯社,它的业务特点使它在这方面更具权威性和发言权。

综上所述,国务院授权新华社颁布《管理办法》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一举措对中外媒体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判断题

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进行述评:

(1)日本学者的传播总过程研究

①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是二战后日本传播学者提出的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宏观过程研究理论,这种理论把传播看作是一个与社会交往形态密切相关的范畴,在研究人类社会传播的历史总体进程的同时,将现代社会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田中义久1970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图示”为代表。

②总过程理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出发,把人类的交往分成三类:“能量交往”、“物质交往”和“符号(信息)交往”。符号(信息)交往过程也就是传播过程,它建立在前两种交往的基础之上,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着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传播还是一定阶级结构的体现。

③总过程理论把大众传播看作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结构及其本质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批判。总过程理论远远突破了行为主义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把传播研究与整个社会结构、与改革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

(2)唯物史观下的社会传播总过程

①信息传播属于与人类的精神生产相对应的精神交往活动的范畴。

②精神生产是人类特有的两种生产活动之一,属于上层建筑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在受到社会经济基础运动规律制约的同时,受上层建筑规律的制约更为直接。

③精神生产也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④传播学必须把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与宏观的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其实质。作为精神生产关系的传播关系中同样存在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些环节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传播这个“总体”过程的运动。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社会传播过程的系统观。

判断题

组织传播研究的几大流派。

目前的组织传播研究,内容丰富,学派纷呈,大体上可以分为基础学派和现代学派两大类。其中,基础学派包括古典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和人力资源学派;现代学派则主要包括系统学派、文化学派和批判学派。

(1)古典学派。伴随着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到来,机械化大生产迅速取代了家庭手工作坊,一些古典管理理论相应产生。古典管理理论对组织的核心比喻是“机械”。机械比喻中包含着专业分工、标准化、可代替及可预测性等若干原则。古典学派侧重于对管理要素和管理原则的考察,如等级结构秩序、自上而下的权力集中式管理、个人服务组织等,其管理目标在于用科学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古典学派的传播内容主要是和工作有关的问题,信息传播流向是原则组织层级结构等级结构链自上而下垂直流动。在古典学派管理中,书面传播方式最为普遍。古典管理理论在今天的组织中仍然被广泛运用,如军队组织、生产装配车间及快餐店等,对纪律秩序、生产标准及工作效率的强调非常重要。

(2)人际关系学派。其对组织的核心比喻是“家庭”。这一比喻包含着对员工社会需求和感情需求的重视,对组织中各种非正式社会因素的关注及对管理风格变化的强调等。在组织这一“家庭”中,管理者应当像“父母”一样负责为孩子们提供良机,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能力得到培养。传播流上不否定信息垂直流动的必要,但却大力提倡横向流动,即员工间的互动。突出强调面对面的传播,更多地体现了管理的人性化特点。

(3)人力资源学派。其对组织的比喻是“团队”,把员工看成组织的体力和智力的贡献者,员工的思想和观念能使组织更好的合作。其传播内容除任务传播和社会传播外,还强调创意传播,即组织中关于新观念的互动一一包括如何使工作做得更好,关于新产品及不同的组织结构方式等。

从传播方向上看,人力资源组织鼓励组织中各方位的信息流动,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水平和交叉方向上的传播。由于人力资源学派强调以团队为基础的全方位传播,因此偏重非正式传播,但不排斥正式传播。

(4)系统学派。其对组织的比喻是“系统”。组织被概念化成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它依赖各部分之间的互动即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而生存和发展。系统中包含着类似于古典学派的等级秩序的观念,但这种等级秩序必须按次级系统和超级系统等复杂组织起来。系统比喻也包括着相互依存的观念。一个组织就如同一个人的体系统一样,各系统之间有很高的相互依存性,一个子系统出了问题,会导致其它部分甚至整个系统的功能丧失。系统的第三个观念是组织具有一个可渗透的边界,以供组织与外部环境进行各种交换,包括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组织内外的信息交换一也具有反馈性质,以利于组织的有效管理。

(5)文化学派。将组织看成是一种“文化”。对组织文化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种正确的文化能使组织获得成功。如果一个组织具有强势文化的成分,那么它将是一个适合个人工作的地方,同时会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绩效。强势文化有四个关键部分:一是价值观,是组织强调的信念和看法;二是英雄,也就是代表了组织价值观的个人神话,如柳传志等;三是礼俗和习俗,是组织用来弘扬其文化价值观的仪式;四是文化网络,即用于确立和强化文化价值的传播系统,以促进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但是,对强势文化的过度重视,偏信“正确”文化对组织成功的作用,有使组织的生活简单化的倾向。

目前很多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强调组织文化是通过组织成员互动而创造出来的多元复杂现象。对组织文化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借助于对成员互动的密切观察来进行,要通过“文化故事”的细节化叙述来充分理解组织文化的特性。

(6)批判学派。其对组织的比喻是政治和权利的斗争。批判学派将组织视为权利支配的场所,理论家的作用在于揭露组织结构和过程所导致的基本的权力失衡现象,以促使某些社会阶层和团体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特别关注权力在生产方式、组织话语及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对性骚扰等问题的研究代表了批判学派中女权主义的批判观点。

判断题

议程设置假设与有限效果模式之间的关系是:(1)有限效果模式强调大众传播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

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限效果模式在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的理论地位。研究人员对此越来越不满意,议程设置的理论应运而生。

②克拉柏在他的《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曾对有限效果模式有过非常精当的描述,“大众传播一般不能成为产生受众效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是处于各种相互牵制的因素和影响中,并通过这些因素和影响而起作用。”

(2)议程设置转换有限效果模式的思路

①在有些人看来,大众媒介一般不产生任何效果的说法似乎有点不合情理。研究者也开始反思,或许是他们在考察媒介效果时找错了地方。

②多年来,传播研究的思路一直是在寻找态度的改变,而绝大多数研究结果告诉人们,人众媒介在态度改变方面效果极小。大众媒介影响的可能不是人们的态度,而是人们的感知,即人们的世界观。

(3)认知心理学促进有限效果模式向议程设置演进同一时期,发生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变革,对传播研究者改变思路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①20世纪50年代,认知心理学异军突起,获得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相匹敌的地位。行为主义强调强化、奖赏与惩罚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它甚至试图用这些概念解释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与此相反,认知心理学则把人视做主动的知识探索者,他们在世界中的言行正是基于这些知识。

②依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人被视作“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被控制或受操纵的对象。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通过考察人们赋予哪些特定议题显著性或重要性以及如何达到这些显著性,议程设置假说跟认知心理学一拍即合。

判断题

(1)“上限效果”假说的含义

“上限效果”假说是艾蒂玛和克莱因于1977年提出的。这个假说的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饱和点)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得也就早;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上赶上前者。这个假说意味着,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结果不是带来社会“知沟”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艾蒂玛等人为“上限效果”假说提出以下三条论据:

①信息源的性质决定的“上限”。换言之,大众传播传达的不是“高、精、尖”的知识,而是某一范围、某种程度的“一般”知识,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不可能从大众传播中得到超出这个程序或范围的知识。

②受众本身具有的“上限”。受众中的“先驱部分”(即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在感受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种知识的追求。

③现有知识已经达到“上限”。即如果受众个人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

(2)对“上限效果”假说的评价

①艾蒂玛等人所指出的“上限”在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在人的一生追求知识的总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存在则是个疑问。

②因为,尽管个人对特定知识追求在一定阶段上会出现“饱和”或知识量增加的停顿,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就会开始对新知识的追求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必须带来知识总量的增加。

③此外,考虑到知识的老化和更新的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即使后来在某个“上限”赶上了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这种知识的实际价值也早已大大打了折扣。因此,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念是很幼稚的。

判断题

(1)一般而言,批判学派可分为以下四个流派:

①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默多克和格尔丁等。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

②“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

“文化研究”也称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霍尔、莫利等人为代表。“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③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霸权”(hegemony)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格拉姆西在《狱中笔记》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格拉姆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

④哈伯马斯的批判理论

哈伯马斯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伯马斯在批判地继承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第一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的变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其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公共性的结构转换》和1968年出版的《传播行为理论》。

(2)批判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

②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③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不过,批判学派并不一般地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接受。

判断题

结合实例,谈谈你对政务微博的观察和建议。7311

“微博问政”作为网络民主的扩展与延伸,对推进现代政府转型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政府而言,它是发布信息、倾听民意、提供服务的平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它打破了普通百姓参政议政的空间障碍,开辟了新的对话渠道。

但是,政务微博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信息公开与保密,如何保持微博的活跃,避免成了僵尸,如何处理公民的情绪发泄,如何保证微博与线下部门的衔接问题,等等。办法不是没有,而是转变认识,响应政府转型的时代要求,通过加强政务微博建设,提高“微博问政”的能力和政府公共治理的水平。

(1)及时回应,化解社会情绪

当下民众参政权利意识渐强,政务微博被寄予很高的期望,在这儿,不仅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得到反映,民众个体性的诉求亦可表达。因此,要积极主动,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的都应加以公开,及时回应民众对信息的公开需要。只有公开,才能增加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才能获得民众谅解,更利于依法行政,方便社会监督,增强政府公信力。

利用好政务微博,对重大事件的决策有助于广泛收集民智,使决策能更具科学性,也更合民意,从而更大程度获得公众认可,降低决策风险。另外,在海量的微博信息中,一定要加强对信息的搜集、分析,对重点舆情进行及时反应,对那些社会问题严重,尤其是公众呼声最高的问题,及早发现并处置,让微博成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口,促进政府与民众和谐关系。

(2)提升官员“微博问政”的能力

政务微博不是娱乐,不是柴米油盐,它代表着党政机关与政府形象。因此,要对微博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加强领导干部触网的能力建设,以免闹出在微博约女下属宾馆开房谈工作的笑话。培养官员的网络用语能力,如当下流行的淘宝体“亲”,不仅是称呼上的改变,更是身份认同,以平等的心态与网友交流。由于网民来自于四方,其语言风格甚至性格都各有差异,所以更需要政府微博运营者有一种包容心态。

(3)微博问政需要机制化

微博问政是新生事物,但对于政府机关改良工作却起了很大作用,务必要发展下去,广州发起的打僵尸政务微博与东莞对政务微博进行绩效考核,其目的都在于要将政务微博制度化运作下去。事实上,微博问政上有宪法作支撑,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保障,在制度上基本扫清了障碍,所需要完善的只是运行维护机制而己。

判断题

使用与满足理论评价如下: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

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

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

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

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

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

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

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

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