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摄影的实用价值有哪些？一、记录历史二、传播知识三、创造美感四、创造财富

判断题 红滤色镜允许黄光通过。

判断题 描写式导语的写作写导语除了用叙述方式外，还可以采用描写的方式。记者根据目击的情况，对新闻中所报道的主要事实，或者事实的某个有意义的侧面，作简练而有特色的描写，向读者提供一个形象，给人以生动具体的印象，这就是描写式导语的一般特点。这种导语所描写的形象是客观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事物的再现，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见闻式导语”。这种导语一般用在开头部分，以吸引读者，增强新闻的感染力，使读者获得如临其境的感受。比起叙述的方式的导语来，描写式导语运用时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运用范围不如叙述式导语那样广泛，所以，要想写好描写式导语，就得花一番功夫，要抓往最主要的新闻事实用形象的语言来表现，描写要切合新闻写作的要求。会议新闻报道很少采用这种写法，在现场目击式报道中，导语里进行描写的情况比较为多见。所以，要以简洁的描写唤起读者的现场实感。

判断题 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范围。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下、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大众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描绘了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而广大公众却在不曾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图景以及附着于其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由此可见，在李普曼眼中，公众是事实的“局外人”，他们接受信息的自由仅限于被媒体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中。（1）“拟态环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纵走向公众参与构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①在现代社会，公众仅凭自己的能力无法认识广阔的客观世界；②传播者与受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基于以上两个预设可以看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实质是指在公众无知、缺乏理性和行动力的情况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纵而构建的信息环境。但这个理论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众的理性主体和传播主体之后才成了顺其自然的逻辑现实。但“拟态环境”的理论缺陷首先在于把人类社会盲目简单化，其次还夸大了公众理性和行动力的缺失。人类社会是多样的、复杂的。李普曼简单地把一部分人想象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颇。人是社会和历史的行动者。无论是由理性控制的人，还是由欲望、情感所导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构成社会动力的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来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接受少数“社会贤能”理性导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潜能充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丰富的交往主体。因此，人在传播领域也不能被简单的分为二元对立的传者与受者。在当代语境下，传者与受者还存在着信息互动、角色互换的关系。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消极否定，并持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就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历史地看，李普曼所指的媒介精英会极具理性、着眼全局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实质上，李普曼把“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想象成了集中人类品德、理性与良知的代表。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自由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变成制度设置，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交往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随之而提升的是他们运用理性关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拟态环境”中处于20世纪初的可以被社会精英随意操纵的公众已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有着交往需求和行动能力的公众。这些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参与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的构建。（2）“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的20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独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经媒体操作进行选择、加工的“信息环境”是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即结构化的特征。在当代，公众参与构建冲击了“拟态环境”的结构化特征，从而出现了“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是指“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在当今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升给信息环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关的弱化。网络是崛起中的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拟态环境”出现非结构化趋向的主要动力。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模拟。相对于传统媒体，公众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他们会对当前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有选择的接收，甚至会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实性，动用网络的力量扩展交往范围或亲自行动起来去挖掘信息。如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兴起及“躲猫猫”事件中网友们的亲自调查就是例证。另外，网络还是一个发布平台。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布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行为既扩大了信息环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网络信息的海量在事实上弱化了信息的把关功能。把关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息内容的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过滤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原生态。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关弱化的环境下，公众发布信息出于各种动机，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也相对自由。他们不同于传统媒体受相对统一的新闻价值观和发布信息所固有的逻辑模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影响。因此，公众的信息呈现多元化、原生态的特征；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显得这些信息不成一个逻辑整体。（3）“拟态环境”理论的重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个人经历及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而提出的，但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公众处在对媒介的未启蒙状态，当他们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与逻辑的一切事实，会渐渐地形成媒介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样就出现了一位美国作家所观察到的电视转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像”。于是，人越来越异化，成了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公众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历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的媒介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李普曼把社会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众当作击而必中的靶子。现实中，受众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动力。他们不会对“拟态环境”不加判断就全盘接受，更不会根据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实去做出下一步行动。在现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判断题 高反差的被摄体应采用明暗兼顾的测光方法。

判断题 新闻生产的繁华与公共利益的隐忧当下，媒介融合之后新闻生产正处于重构的历史进程之中，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在相互作用中互构着其内在特质与新的边界。这种互动过程使新闻生产者作为个体和群体重返公共生活并以总体性的方式再生着自身，公共领域及公共利益的传播诉求也在量与质上成长着。媒介融合所呈现出来的繁华景观，融合新闻生产者所勾画和描绘的美好愿景，使我们对公共生活特别是诱人的公共利益充满期待。但是.融合新闻生产与公共生活互动共构的同时也在衍生着隐忧，让人不得不思考：融合媒介所建构的公共领域是否是真正的公共领域？而在这个空间中所讨论反映的民意是否又可以称为真正的民意？融合新闻生产又能否真正地维护公共利益，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体实现公共利益？它能否保证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永续传承与记忆？一、谁是公共利益的媒介代言人融合媒体、融合新闻生产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媒体服务空间，通过不同媒介平台生产、管理与内容的融合，融合新闻生产满足一批新生代受众的需求。针对不同的群体，服务不同的受众，代表不同的公共利益，显然是融合新闻生产所应该遵循的。在融合媒体新闻生产中网络受众的互动、网络民意的表达已经成为融合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于网络空间的各种投票、意见反馈、态度表达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表，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然而，融合新闻生产所服务的受众能否代表公众，他们所讨论的话题又是否符合公众兴趣，还依旧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胡泳在其2008年出版的《众声喧哗》中就曾经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从美国的研究结果来看，“从年龄上网络社区的参与者代表不了美国人。无论是发言者还是潜水者，都比普通公众要年轻很多。在性别上男性主导了网络讨论，另外未婚者、高学历者、富裕者是网络讨论的积极参与者”。根据2012年12月底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还仅为42.1%，中国网民男女性别比例为55.8:44.2,男性与女性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仍存在一定差距；年龄层次上中国网民中10〜30岁之间的网民占了总体网民人数的55.6%;职业上学生占了中国网民总数的1/4;而初高中学历的网民占了网民总数的近七成。从网民规模上来看，占总人口42.1%的网民数量显然无法代表所有公众。而现有的网民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网络的使用和普及在我国城乡相差一倍，这样的差距背景，是否意味着来自农村的民意可能会被忽略。与此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在东中西三个部分之间，还存在着过大的差距问题。胡泳还引用了胡鞍钢“四个世界”的观点来印证这一问题。“占全国人口2.2%的北京、上海、深圳是第一世界，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占全国人口22%的广东、浙江、江苏是第二世界，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收人水平；占全国人口26%的中部省份是第三世界，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占全国人口一半的贵州、西藏等中西部省份则是第四世界，属于贫困地区。”0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迅猛，后发优势惊人，但差距依然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导致的又将是网络空间中民意的偏差。从性别上来看，男性网络使用者比例明显占优势，而同时由于男性与女性网络使用目的和习惯的不同，在网络空间讨论中男性占有更大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在更多的公共利益讨论中，女性利益可能遭到忽视甚至损害。更为糟糕的是，从我国网络用户年龄层次及学历水平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网络用户是10到20岁之间的初高中学生.他们对于网络的应用很多是教学或娱乐，而非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同时，胡泳的研究关注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兴趣在网络讨论中并不能精确地得到反映，所以，通过网络讨论来判断什么对美国公众是重要的，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而在中国，网络论坛所反映出来的公共舆论，是较为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对政治有高度兴趣的一个群体的观点。把网络讨论当做标准民意，就好像在用一个城市的富人区中的人口来代表城中所有的居民”®。由此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网络的使用者、网络讨论的积极参与者与社会公众之间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融合媒体与融合新闻生产如果仅仅将网络民意作为自己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显然在空间和区域选择上都有所偏差。二、谁来保证融合新闻生产的质量新西兰学者沃克(TamaraWalker)在关于融合媒体对公共利益影响的研究中认为：“融合媒体对公共利益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表现为新媒体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民主协商，媒介融合为公民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新闻资讯，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提高了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程度与支持程度。消极的一面表现在融合新闻生产的质量可能下降，全媒体记者的报道能力不如传统媒体的记者，媒介融合削弱了新闻报道对公共利益维护力度。”在维护公共利益中，融合新闻生产可能导致新闻质量下降的观点，主要源于三方面理由：首先，悲观的观点认为媒介市场中跨媒体所有权的融合，将导致整个市场中媒体的数量减少，而不同媒介间内容的共享则可能会扼杀新闻的多样性。事实上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依据，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转变图存的一种无奈之举，在残酷的媒介市场竞争中很多有个性、有特点的传统媒体已经被逐渐地淘汰出局，而宽松的政策导致媒介集团可以越做越大，最终整个市场的话语权被集中到少数几个媒介巨头手中。而在此基础上的新闻生产又变得集约化，通过同一路径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它们的多样化程度是很难保证的。其次，沃克还认为，“当下不仅越来越少的媒体从事新闻生产，而且内容共享的趋势正在替代独立报道”。融合新闻生产的实践热衷于将同一个媒介信息加工成为不同媒介形式，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进行多次传播，进而获取信息产品的增益，甚至追求一个记者采集的信息可以供给多家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因此，融合媒介更多地将重点和热情放在增加传播的渠道方法上，而非增加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上。这也导致整个新闻产业中新闻质量的下降。再次，“很多知名传统新闻媒体人都表示公开反对融合新闻生产，因为融合新闻生产使新闻生产者没有时间去思考、去反应、去分析”。当下越来越多的融合新闻生产工作是在传播信息而非收集和采访信息，记者和编辑们变得越来越少有时间去进行深度的新闻报道和采访，他们开始习惯于被动地接受信息，然后经过简单的加工将信息传播出去。在坦帕新闻中心的案例中，一个新闻记者从到达新闻现场到完成融合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就只有大约半个小时。另外，融合媒体记者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也使得他们无法专心地完成新闻报道任务，他们忙于操纵各种设备，而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精心地组织报道。三、谁是人类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媒介作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其中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生产并保存好历史与文化的精华和信息。但是，网络传播基础上的媒介融合的大众媒介越来越像一个健忘的巨人，或者说，媒介失忆正成为历史与文化传播中的特殊疾病，影响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说.媒介失忆是对媒介记忆的反动，是对文化与历史的吞噬。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MichaelBugeja和DanielaV.Dimitrova在研究了六本传播学专业期刊后发现，在这些期刊所刊登的学术论文中，其网络脚注在论文发表后的短短一年时间后，竟然有近一半都无法链接到原始的文件档案。®而另两位学者Casserly和Bird在测试从图书馆和自然科学期刊中随机挑选出的500个网络脚注时也发现，42.6%的脚注已经从原有的网络地址中消失了。®这种媒介失忆情况不断发生，直接导致许多有识之士呼吁要严格控制学术论文、研究成果中不断增加的网络脚注，而应该更多地使用印刷文本脚注。在这些学术期刊中被不断发现的“短命”网络注释(Half-lifeInternetFoot-note)给了我们许多警示：数字技术其实并非完美无缺、光彩照人，相反它更像一位健忘的巨人，它一方面遮蔽人类多彩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忘记我们大多数人依然记得的许多东西，进而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黑洞”、传播危机和文化断裂。问题还在于，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存储技术的更新，媒介失忆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和解决，相反却进一步恶化了。我们看到，曾经在几年前非常普及的5.2寸软盘，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电脑设备去读取这些软盘中的数据了；1.44寸、3.5寸软盘也只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就遭遇被淘汰的命运；而DAT格式的音乐现在也几乎完全消失了，而它曾经是主要的音乐播放模式；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许多节目同样遭遇到如“短命”注释一样的尴尬，至少也有一半节目内容，不是没有得到很好保存，就是保存得已经再也无法译读。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着手研究和解决与“短命”网络脚注相关的各种媒介失忆问题，思考媒介失忆产生的原因，分析其解决的路径，千万“不要等到10年或20年之后，才发现一代人见证历史的资料已经丢失”。现在，中国再一次来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的轻忽与怠慢，更不能因为部分机体的腐烂和变质，将一个本可解决却不去解决的媒介失忆、信息黑洞问题束之高阁，默默地终结一个古老而辉煌的文化。我们正在从工业时代跳到一个科技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和媒介社会。这个社会就像是一个信息交汇的大集市，买卖双方数量众多，信息商品五花八门，交易方式各种各样，任何优秀的管理制度也许刚刚出台就已经过时，制度变革永远是跟在实践的后面亦步亦趋。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尽早开始，以赢得时间，而不要到了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首察看一路走来的足迹已经消失的时候，再来思考媒介失忆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四、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融合新闻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融合新闻？回答这个问题须正视商业利益力量和网络媒介、新媒介的冲击。1.商业利益的裹挟在媒介集团主导下的融合新闻生产其目的是追求媒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规范化的操作、信息资源的共享、信息产品的增益销售等，无不是从成本和收益两方人手去增加媒介企业的最终利润。而这些主流的大型媒介集团并不是一门小生意，它们常常与其他非媒体行业主要企业有所关联，并形成利益共同体，例如银行、地产、能源等。“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Nachison)提出，如今媒体的管理者们已经变得太纠结于新闻行业的经济状况，以至于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的考量还是新闻的原则。”商业利益所带来的冲击直接造成融合新闻生产在公共利益的守护中出现了传媒的真空地带，他们不再敢于挑战商业权贵、垄断集团，他们更倾向于利用自身资源达成商业合作，更倾向于被收买或合谋。进而记者编辑们最终发现他们的维护公共利益理想与诉求其实被商业利益所裹挟，甚至被利用。2.网络媒体与自媒体的崛起在传统媒体维护公共利益出现真空时，公众谋求其他渠道维护公共利益的呼声就会提高，因此网络新媒体与自媒体的不断壮大就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公共权利的替代平台。公民自发地投入新闻生产之中，彼此自发地凝聚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维护公共利益的公众力量。这是一股新势力的崛起.虽然在常态下网络空间的公众显得散乱无序.但在面对重大公共利益问题时却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进而形成改变事态发展的舆论力量。“2000年网络泡沫爆炸之后，Web2.0在一片灰烬中崛起。这一全新的、以互动性和参与性为特征的网络新媒体现象不断地推进并賦予着网民线下活动的能力。”®万维网的风起云涌和草根的反抗运动，迫使传统媒介不得不以全新的形式来适应新型的媒介社会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于融合媒体而言.是一种冲击和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在网络和新媒体替代了传统媒体所应承担的部分功能后，其结果也许会使一部分媒体信誉扫地、颜面全无，也许会使一部分媒体俯首称臣、甘愿成为网络的附庸。无论是哪种结果，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强势地位都已经被撼动，客观公正、服务公众的新闻生产原则已经有些摇摆，而融合媒体的前景也并非一片光明。因为，在信息免费、信息膨胀的年代，公众已经不再需要一个不能为自己发声的媒介，他们将自己为自己发声。

判断题 中国融合新闻教育改革与思考融合媒体新闻生产改革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媒体成为“超级记者”“背包记者”等新生事物的率先尝试者。2012年3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希望增强收集海量数据、集中提取知识和观点的能力，加快在科学与工程中的步伐，加强国家安全，并着手改变教学研究，开始在大学培养新一代的“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也成为美国最热门的职业领域之一。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中国媒体融合化步伐在不断加快，新闻工作者切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和大数据的压力和挑战。过去，不论是纸质媒介的记者，还是广播电视的记者，通常只要提交一种新闻文本，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介要求记者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交新闻文本，甚至还鼓励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发布新闻/一些媒体和记者为媒介融合和新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而欢欣鼓舞，另一些媒体和记者则更多地感到惶恐不安、力不从心、不知所措。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尽管新闻媒体对于全媒体、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并非都在积极回应，有的甚至还认为大学新闻教育应该同新闻行业实践保持一定的间隔和距离，否则大学就会沦为培养工匠的作坊。面对媒介融合的总体趋势和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思考如何更新思想观念、优化师资队伍、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以适应融合媒体时代对新闻人才的培养需求。一、创新升级教学理念融合新闻生产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升级。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一直是“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已经不能适应当下融合媒体人才的培养需要。因此，教育理念的提升和新专业方向的设立势在必行。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例，该校早在2000年就曾经开设了“网络新闻”方向，并招收了两届学生，之后又于2007年在“新闻学”专业中增设“数字新闻传播方向”，“立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变化，整合全院的教育资源来重新规划设计的新专业方向，其目标是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开设了“网络传播方向”，试图将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融人传统新闻学的课程教育当中去。华中科技大学则设立了“传播学”（网络传播与新媒体）本科专业方向，其专业最大特色就是“理科招生文科出口、厚基础宽口径、文理交叉、强调应用训练”，并以“网站策划设计”“网站营运”“数字化信息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以及“科技传播”为学习重点。武汉大学则设置了“新闻学（网络传播方向）”本科专业，专业体现了融合媒体背景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思路，专业课程中不但设有“网站策划”“动画设计”等网络新媒体技术类课程，还包括“电视摄像”“节目编辑制作”等广播电视类的专业技术课程。教育部于2012年正式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新闻传播学类”设立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专业，对个别专业作了调整，新增了“传播学”专业，部分顺应了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趋势和需求，但并未从根本上对新媒体、媒介融合、大数据等给予足够重视。当然融合新闻教学的理念创新升级不仅仅局限于专业设置方面，更应该将媒介融合渗人到这个新闻传播的教学培养当中，让教师的日常教学与学生的新闻实践都能够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技术特点，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融人融合新闻的生产流程中去，形成真正符合融合新闻生产需要的教学实践平台。二、课程体系优化改革融合新闻生产教学改革除了增设专业方向以外就是课程体系的调整。国内新闻学院系往往是在传统新闻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增设融合新闻报道的相关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将新闻学专业中不同方向的课程打通共享，将“新闻采写”“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等课程作为整个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课程，而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管理”“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课程作为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供学生选择。这种课程的优化改革就是在原有基础课程之上再增设融合媒体相关课程，这样既可以利用学院原有的资源优势，又可以丰富学生的课程选择，达到融合媒体背景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华中科技大学在课程设计上则更倾向专业的网络技术，将“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计算机与网络硬件”等都纳入网络传播和新媒体课程规划之中，其专业性不可谓不强。还有许多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系）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在现有课程基本不变或适当微调的情况下增加一些新媒体和媒介融合方面的课程。浙江大学的本科专业课程设计要求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聚焦最能反映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知识点，强调传统经典知识与学科发展前沿知识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充分研究，精心设计。浙江大学传媒学院就根据要求和具体实际增设了“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体融合”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本科课程。教师在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网络传播、新闻报道和广告设计的前沿案例，最后在实验室或媒体独立完成至少一项网络新闻编辑、融合新闻报道或广告设计方面的作业。但是，融合新闻生产所需的从业者能力培养并不仅仅在于多媒体技术上的不断叠加，也包括专业领域中的知识提升。譬如，《东方早报》前首席记者简光洲就认为：“非科班出身的新闻工作者，往往在其自己专业的领域会有很好的新闻报道，但相对新闻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上手会比较慢。”①尤其是对于法律、金融、科技等一些新闻报道的专业领域，科班出身的新闻记者往往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多媒体技术上的提高也解决不了知识匮乏的本质问题，需要新闻传播院系在课程设置中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教育经验，在跨文化、跨学科的专业报道领域中投入更多的教学力量，或者以双专业等形式来丰富和提升新闻专业学生的未来竞争力。三、整合和强化师资力量与美国那些拥有着上百年创办历史的新闻院系相比，中国的各大新闻类院系在师资力量和师资结构上尚有较大的差距。1.新闻类专业教师少由于中国新闻传播院系普遍存在发展时间较短的问题，且大多数新闻院系都是在传统文史哲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师资力量往往也是以文学专业的教师为主，“原先教文学史的改教新闻传播史，教文学概论的改教新闻传播概论，教文学创作的改教新闻传播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新闻专业的教职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对于新闻行业的实际运作没有切身感受和体会，更谈不上经验，那么在教学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空洞乏味和脱离实际的状况。2.有新闻从业经验教师少美国新闻院系普遍有任用新闻从业人员从事教职的传统，我国早期新闻传播教学历史上也有徐宝璜、邵飘萍等新闻业者直接投身新闻教育的先例。其中，徐宝璜还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开山祖”。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新闻传播学科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与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必然是学科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根本。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媒体企业与高校之间体制上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考核衡量标准的区别，新闻从业者想进人新闻院系并不容易。同时，“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扩张发展，地方高等院校出于本科教学评估的压力和其他原因，在人才引进上，唯学历是从，把那些具有先进的新闻实践和管理理念、扎实的新闻业务能力和多年的从业经验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使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人才流动的传统被打破”。3.跨文化、跨学科背景教师少“媒介融合使得当代新闻传播涉及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仅仅靠增加新的专业方向和新的课程，已不能适应变化，只有在知识层面实行完全的学科整合，让各学科在新闻传播现象这一‘公共论域’中建立融合，使学生能对新传播现象和问题做出多学科层面的分析和综合，才能从根本上适应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变化与知识创新的要求。”®单波、陆阳的这一提法就意味着，新闻专业的教师队伍需要有跨文化与跨学科的专业背景。但我国目前新闻学教职人员的培养方式，往往是一种从高校到高校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说，一般高校的教职人员都是从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生一直读到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生，最终进入一所高等院校讲授新闻传播专业方面的课程。他们或许有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功底.但是往往缺乏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背景，甚至也缺乏丰富的业界实践经验，因而要想实现融合新闻教育中的“宽专交”知识面，从师资上来讲变得尤为困难。因而，对于目前我国的新闻类高校而言，首先，应该大力培养新闻学专业教职人员；其次，多促进学界与业界的沟通交流，尤其是要多吸引媒体行业专才进人教师队伍；最后，应该鼓励现任教师拓展个人的专业领域.尽可能丰富自身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要求。四、融合新闻教学硬件设施建设融合新闻生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支笔一张纸的新闻报道，计算机的辅助报道、互联网新闻学、新闻图片的数字化处理、视频拍摄剪辑、网站的策划设计等，都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学单纯课堂的讲授模式。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实验机会，将书本中的知识变成真正的技能技巧。在过去，国内大多数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是以培养纸媒应用型新闻人才为主，这也就导致了当下高校的实践实验平台还不能满足网络新媒体和数字化环境下融合新闻生产的实践需要。大力进行实验室建设，采购大量的传媒和新媒体设备，成为当下融合新闻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浙江大学传媒学院韦路教授针对中国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实际状况指出：“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得多，做得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他认为，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让高校新闻与传播教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里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顺应新闻传播的最新变化，建立了一个ReeseFelts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该学院建立了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科罗拉多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MediaTestKitchen)，试图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和试验。近年来，“浙江大学也利用学校投人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等神经传播研究设备，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虽然全国各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系)都在大力推进新媒体和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但在基础设施的投人上往往又存在着重复投资、盲目堆砌、忽视自身需求、缺乏专业特色等问题。奚陆阳、王哲平两位学者就认为：“在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不能肓目地求大求全，应立足于自身教学研究的需要，首先要增强其教学效果的体验性，满足老师在课堂上的传授内容，课后学生就能在实验室里转换成自己的成果，刺激其学习热情和实践感知。其次也要满足教师的科研需要，为教师提供足够的研究设备、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在高校投人实验室建设的同时，新闻传播院系也要主动同主流新闻媒体、新媒体企业展开合作，通过合作将最先进的前沿性传播技术、实践方法、研究课题、技术人才等引人教学实践中来，为实验室的设备更新、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造升级、科研工作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条件。

判断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网络活动管理的通知》规定，新闻采编人员不得引用和报道未通过权威渠道核实的网络信息、传言或猜测性信息。（）